“您好，我是巴塞罗那助理教练。请问您能不能抽一些时间和我聊聊转会的问题，只要几分钟就好。”他忙不迭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，语气恳切地向他介绍。
索科洛夫拉开车门点燃油箱，没有合拢的后备箱里放着一颗修剪好的枞树，隐约能看到一些装在塑料袋里的饰物：“我还有事，明天再来吧。”
“不！等等！我可以等的！先生！只要几分钟！只要几分钟就好！”弗朗西斯科急急忙忙跟上去，拦下来这辆汽车。而后他如愿坐上了汽车后座，讪笑着组织语言向他承诺巴塞罗那将要给予他的优渥待遇——索科洛夫甚至没有一个经纪人，以至他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冷遇。
汽车停进疗养院，他把后备箱的枞树扛进大厅，西班牙人也跟上去帮忙。
疗养院里大多是老人，暖气让室内的空气变得有些沉闷，索科洛夫听他说完所有这些，只说如果要去巴塞罗那就会给他打电话，弗朗西斯科难免有些失望。
他冲他打了声招呼，推门出去抽烟，然后他听见一声刺耳的尖叫——有人从楼顶跳了下来，就落在他面前不远处的花坛，就像一颗鸡蛋啪地被水泥和砖块磕破，蛋清和蛋黄全流出来，弗朗西斯科忽然有些反胃。
他在雪地里熄灭烟蒂，逆着慌乱的人群回到疗养院，撑着墙壁踉踉跄跄地往前走，双手颤抖得厉害。他眼里的俄罗斯，这个苏联的后继者忽然戏剧般地分裂成了两个部分，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，和眼前这些已经绝望地失去一切的。
等西班牙人回过神，他已经被护工搀到长椅上，她往他身上披了一块毯子，给他倒了一杯热茶。
弗朗西斯科抬头看去，苏联门将在向一个躲在他身后的男孩解释什么是死亡，他紧紧攥着他的衣摆，红着眼睛用带着颤音的声音问他：“我们的国家发生什么了，先生，她也死去了吗？”
索科洛夫忽然沉默下来，他没有说话，一直到男孩被前来探望病人的家长领走，他也没有开口回答他这个问题。
男孩握着母亲的手希冀地回过头看他，他说：“她只是产生了一些变化。”
弗朗西斯科感到晕眩，他没由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呕吐欲——他已经记不起自己最后究竟是怎么离开这个国家的，只记得1991年的冬季转会窗口最终把索科洛夫带去了意大利，而西班牙人后来很久都没再去过俄罗斯。
远在基辅的安德烈·舍普琴科对那个动荡的1991有更复杂的印象。一切都终结于一个沉闷的新年，他们下楼去公园广场看烟花，有许多人笑，也有许多人哭。就在烟火绽放的那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，他再也不能说自己是苏联人，他成了乌克兰的孩子，而索科洛夫也成了俄罗斯的英雄门将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忽然被风拉得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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