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似乎早已见惯，平和的声线中暗藏着令人恐慌的置信度。她拿着各项检验结果逐一比对，分析说白冬梅大概率是精神分裂，因为恶化得相当迅疾导致目前已经很难正常交流，最好是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
周檐守着被约束带拴在病床上的母亲，那位同事姐姐抽着空又来探望，她给盒装酸奶插上根吸管，默默递到了周檐手上。
妈妈曾经是有过很多朋友的。周檐记得父母没有分开，白冬梅还在全职照顾他的时候，经常会打扮得精致漂亮，和她的那些朋友一同去购物、做护理、或是喝下午茶。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朋友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到了现在，帮着他在医院里头忙上忙下，做检查打报告的，居然只有母亲的这位同事，一个刚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天的好心姐姐。
可别说是那些朋友了，就连自己的那位生父，周檐也从未联系上一次。电话无人接听，他们一家三口以前住的那个小区他也去找过，物业一如以往的尽职尽责，没有凭证连进都进不去。
两天之后，大姨来了。
他的这位只见过一次面，连对话都未曾有过的的大姨体格高壮声音洪亮，做起事来也风风火火。白夏莲来的当天，带着白冬梅出了院、领着周檐去学校办了转学手续、和房东大吵一架讨回了三分之二的租金。那天的半夜她便和周檐一起打包好了行李，二人携着病号白冬梅奔赴车站，去赶返乡的火车。
去往火车站的出租车上，周檐坐在大姨的身边，才敢从头回想这大半年来所有的细枝末节。
他恨自己的迟钝、恨自己的笨拙。现在复盘寻索起来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像生锈的钥匙。那么多的端倪，那么多的预兆，那么多的，可以提前挽救的机会，哪怕握住了一个，也许都不至于落成现在这副模样。
明明两个人在这个城市相依为命，周檐觉得自己理应是要照顾好母亲的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